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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清理“肅反”錯殺人員始末

作者:來源:未知時間:2013-01-17 00:00

 

 

劉漢勛

 

 

中組部決定洪湖縣清理“肅殺”錯殺人員

       1985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組織部干審局副局長王榮光、湖北省委組織部干審處處長馬志成及荊州地委組織部副部長鄧柏枝等同志來洪湖檢查工作。王榮光同志說:“處理地下黨和‘肅殺’錯殺歷史遺留問題,題目是中央出的,文章要靠我們大家來做,我們應當承擔這個歷史性的重要任務。湘鄂西‘肅殺’的事件發生在你們省,首先發生在洪湖,你們洪湖縣又了解情況,和蘇區死難的烈士有內在特殊感情,我看這個工作就由你們洪湖來作,這么辦行不行,一是你們作好外省籍錯殺人員的調查材料和結論工作,后由省通盤考慮;二是你們湖北如果與外省不便發生關系的,請你們報一個落實后的名單,由中組部轉發通知。”

接著馬志成同志說:“我看王局長講的這個意見很好,洪湖的同志就把這個責任擔起來……”其實,1983年3月,筆者根據荊州地委組織部《關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被錯殺人員處理調查提綱》的要求,向地區寫了調查報告。這次,遵照中組部王榮光、省委組織部馬志成同志的指示,在處理“肅殺”錯殺歷史遺留問題上,我們承擔了兩個任務:一是洪湖縣本土的,二是外省異地被殺害在洪湖蘇區的。

我們洪湖縣在五六十年代曾作過兩次清理,還有很多的遺留問題尚待解決,特別是對外省籍被殺害在洪湖土地上的同志的清理工作,更加困難,總覺得象塊石頭壓在洪湖人民的心上。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在為這些遇難洪湖的同志申訴,反映情況,要是不把問題解決在發生地洪湖,而是推在全國各地分散處理,是難以落實的。事實證明也是如此。例如,1985年上半年,湖南常德的張德司令員來洪湖說:“湘鄂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團成員郭天民是湖南桃源縣人,曾擔任石門縣委書記、湘鄂邊特委委員,被作為‘改組派’殺害于洪湖。解放30多年,廖漢生、蹇先任同志也作了證,但桃源縣認為他是作為‘改組派’殺的,至今未解決(因為桃源不了解殺“改組派”情況)。郭天民的兒子郭興國,現年59歲,一直背著黑鍋哭哭啼啼,這一次要同我來洪湖,還是我說替他來洪湖辦這件事,他才沒來。”當聽說我們正在處理“肅反”被錯殺的問題時,張司令高興地說一千個擁護,一萬個擁護,并要我們以洪湖縣民政局的名義為郭天民寫了4份材料帶回常德地區與桃源縣去了。又如潘家辰、胡慎已等人的問題,雖然賀龍同志早在1964年就給湖北省時任省委書記王任重轉給洪湖縣委的信(即筆者以洪湖縣委宣傳部向賀龍元帥寫信的復函)中說“潘家辰、胡慎已不是特務份子,是被錯殺的”,但始終得不到落實。“湘鄂西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落成典禮后,我們直接向湖北省委、中央寫了報告,并請宋一平同志直接向當時中組部喬石同志招呼,潘家辰的問題才得以落實。1984年11月湘鄂西革命紀念館落成典禮時,許多老同志看了烈士祠后,自行召開座談會,在11日下午從3點開到7點,反映強烈,說洪湖縣委建紀念館做了一件得人心的事,并要求洪湖縣委再做一件好事,把夏曦“肅反”錯殺的同志的材料搞清楚,上報平反昭雪,讓那些無辜被害的同志都進入烈士祠,供后輩子孫永遠紀念。

基于上述情況,我們把在湘鄂西蘇區和紅軍中四次“肅反”被錯殺而有關史料有記載的189人一一作了清理,名為“認真做好對外省異地被錯殺人員的清理”。

 

清理方法

       (1)查閱資料,建檔立案。

為了查清蘇區第一至四次“肅反”被錯殺的外省異地人員的底數,我們廣查歷史資料,通過查閱湖北省檔案館、省黨史辦,洪湖縣檔案館、縣黨史辦、縣歷史博物館所掌握的有關湘鄂西革命歷史資料 ,以及縣人民武裝部保存的紅二方面軍戰史稿和湘鄂西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陳展的《湘鄂西夏曦報告》等資料和走訪當事人和有關部門,請縣黨史辦負責同志介紹湘鄂西“肅反”的情況等,從而基本掌握了湘鄂西“肅反”的始末。據此編寫了《湘鄂西一至四次“肅反”被錯殺主要人員名單》。

為進一步弄清被殺人員情況,做到有史可依,有檔可查,將所有被錯殺人員有關摘錄資料和取證的部分材料,分別填寫卡片,建立人頭檔案。這些都為解決被錯殺人員的遺留問題,提供了立案依據。

(2)函調專查,逐個落實。

第一步,將編寫的《湘鄂西一至四次“肅殺”錯殺主要人員名單》打印成冊,附函向湖南、四川、貴州、陜西、河南、江蘇、上海、安徽等有關省、市組織部、民政廳(局),和湘鄂西蘇區涉境的50余縣、市組織部和民政局,以及曾在湘鄂西戰斗過并歷經“肅反”時期的48位老同志和30個有關單位進行調查。這些單位和老同志對“肅反”錯殺人員的處理極為關心和支持,并回函通報了情況。其中有的往復幾次,溝通情況,或補充材料,或新發現問題等。原解放軍后勤學院院長楊秀山將我們的《名單》一一核實后,注明情況,修正與補充。原裝甲兵司令員黃新廷、原蘭州軍區政委譚友林、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鄭紹文、原鐵道兵縱隊政委朱紹田、原遼寧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傅忠海、原鐵道部基建局黨委書記黃新義、原上海警備區司令員何以祥、原湖北省榮軍學校校長謝江庭、原軍委通訊兵部主任樊哲祥、原甘肅省軍區副司令員胡定發、原裝甲兵副司令鄧家泰、原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周龍、原嘉峪關邊防司令員高東生,以及楊光華(湘鄂西省委書記)、莊東曉(湘鄂西省委宣傳部干事)等老紅軍戰士、老前輩對《名單》都一一作了批改或增補,且各自對了解熟悉的人和事分別寫了證明材料。四川省民政廳先后兩次復函,說明《名單》中有7個是他們省的,其中萬濤、董朗(仲明)、胡慎已已追認為革命烈士,唐赤英、龍容、鄭熾昌、沈鯤因縣籍不明,請洪湖縣處理,并寄來萬濤、董朗、胡慎已等人有關資料,對戴昆忠、張宗漢沒掌握。四川省南川縣(現屬重慶市)收到《名單》后,立即要求我們將曾慶華(洪湖軍校教官,被錯殺)的材料轉去,1986年該縣認定“按因公犧牲革命軍人看待”,其子曾覺生來信表示感謝。江蘇省民政廳、上海市民政局還將《名單》復印轉發下轄各縣市區,并通知各自與洪湖聯系。南匯縣從上海市民政局轉印的《名單》得知道后告訴我們:“紅三軍政治部主任艾逸之系南匯縣周浦鎮人,已于1950年經中央組織部證明追認為革命烈士。”但因離家時間早,只簡介了早期經歷,后又派人向我們索取了有關資料。貴州省榕江縣黨史辦要求我們將羅統一(湘鄂西省軍委警衛師師長)的材料轉去,以便他們向貴州省政府請求作“補辦追認革命烈士手續”處理,以慰先靈。同時還告訴我們:“中共黨史征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同志在西安召開的第三次全國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會議上的總結講話第四點《回去怎么匯報的問題》中說,‘據湖北同志講,湘鄂西改組派的問題,來龍去脈已弄清楚,如何處理,將來還要報告中央。’”

湘鄂西蘇區涉境湖南、湖北的有關縣、市也一一復函,互通情況,甚至有的是多次,還有給我們說明不屬錯殺應排除的。也有同一個人而職務、犧牲情節、時間地點與部隊不一致的,如湖南省桃江縣民政局復函:“張昆弟1930年在井岡山犧牲,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是著名烈士。”張昆弟系湘鄂西省總工會黨團書記被錯殺,桃江縣是有誤的。上級指定被錯殺的所在地洪湖縣負責清理,不但對外省籍有必要,而且在同屬蘇區各縣市亦有很必要。例如被錯殺的湘鄂西省委黨校校長侯蔚文,是江陵縣早期縣委主要負責人,也是湘鄂西蘇區赫赫有名的四大文豪之一。由于行政區劃變動,侯的出生地并入潛江縣張金區,江陵、潛江兩縣都沒有摸底登記侯蔚文。江陵第一次回函說“沒掌握”,第二次回函“劃給潛江縣了”,最后函商是由江陵落實處理的。

第二步,在函調取證、廣泛聯系查詢的基礎上,分別按已追認烈士、待追認烈士、轉原籍辦理、按因公犧牲革命軍人看待、按因公犧牲人員看待和以有史證作“因公犧牲革命軍人”、“因公犧牲人員”結論等項重新編寫《名單》,并分別到武漢、河南、西安、北京等地找有關老同志再次核定,以及到有關縣、市重點落實有關問題。直到1987年結案上報備查。

凡當時搜錄起來的被錯殺外省異地人員都一一作了清理,平反昭雪,先后分別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和按因公犧牲革命軍人、因公犧牲人員看待,并存檔備查。但清楚交待中有不清楚:一是明明知道還有許多被錯殺的干部,尤其是紅軍中團營連級干部,由于沒有姓名,若是湘鄂西蘇區所屬各縣、市籍的,或許在此次各縣市摸底登記中能得到落實處理,而蘇區以外籍貫的,必然漏掉;二是由洪湖搜錄的《名單》,因少數人的縣籍不明,或僅一名字,而無法取證落實到原籍的,有陜西、河南、安徽、四川等省籍及其它異地籍的同志作不出清楚的交待。這是筆者終生的一大憾事。

 

清理結果

清理工作從1985年5月開始,到1987年9月結束,歷時兩年零4個月,共清理192人的姓名、職務。其中軍級干部9人,師級干部30人,團級干部75人,營級干部20人,其他9人;地方省級干部2人,地級干部18人,縣級干部29人。查明在國發[1983]91號文件前,先后追認為革命烈士的66人。在清理過程中轉原籍追認烈士的2人,按“因公犧牲革命軍人”對待的2人,按“因公犧牲人員”對待的3人。由洪湖縣人民政府遵照國發[1983]91號文件按“因公犧牲革命軍人”對待的68人,按“因公犧牲人員”對待的8人。孫德清、潘家辰等2人,洪湖縣人民政府以特殊革命經歷報中組部、湖北省人民政府同意分別由洪湖縣人民政府和廣州市(潘家辰夫人莊東曉老住地)補辦追認革命烈士手續(均按規定辦了恢復黨籍手續)。余38人在有關史料中僅一姓名和職務,或無職務、籍貫不明,無法取證。為使這一遺留問題不再遺留,經請示省、地“領導小組”同意,由洪湖縣“兩處辦”以有史證作出“因公犧牲革命軍人”結論的26人和“因公犧牲人員”結論的12人,存檔“湘鄂西蘇區革命烈士陵園”備查。

補充說明的是:上述追認為革命烈士的66人中,大部分人是避諱“肅反錯殺”或屬“誤聽訛傳”而以“在洪湖作戰中犧牲”或“洪湖突圍犧牲”、“中彈犧牲”等名義申報追認為革命烈士的。但近些年編印的一些《英烈傳》中對被“肅反”錯殺追烈的問題又出現了“渲染”“拔高”的提法,如“在1945年中共中央追認×××為烈士”或“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等等。須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只是對“蘇區肅反”這個問題的性質從路線上作出了結論,但不能代替當時省(市)、縣政府的追烈職能和對問題清理后落實處理的工作。1952年春,毛澤東主席親自為湘鄂西“肅反”被錯殺的段德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第一號烈士證書就是明證。

此外,查明不屬處理范圍的有湘鄂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楊成林(“肅反”時出走,輾轉外地,建國后病死)、湘鄂西省軍委警衛師參謀長李人一(鄭紹文同志證實,據錢瑛同志講,1937年李人一到南京中共代表團見過周恩來同志,周要他回來,李謝絕了)、譚輔臣(曾任紅四軍二路指揮,到1930年不愿干紅軍了,經賀龍同志允許將其人槍帶走,后被敵程渠珍部所殺——朱紹田證實)等3人。

如何做好清理工作,王榮光同志說:“要解決對做好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的認識問題”,以及對外籍人員“由被錯殺人所在縣查清后”,不要“將材料轉到外省原籍去處理……因為外省不了解湖北省委的政策,他們接到材料后不知該作何處理,可能又派人來重新調查,不僅拖長往返時間,浪費財力,而且問題還不一定能落實。處理意見,應由被錯殺所在縣提出”。紅三軍參謀長孫德清,安徽省壽縣城郊人,1924年的黃埔生,同年入黨,討伐過陳炯明,在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中多次榮立戰功。1929年秋,中央派他同許光達同志一同到洪湖蘇區。先后擔任紅六軍軍長、洪湖紅軍軍政學校校長、紅二軍團和紅三軍參謀長,隨賀龍同志轉戰湘鄂西各地。1932年8月,孫德清被錯殺在洪湖瞿家灣附近。這樣一位戰功卓著、受人敬仰的同志,建國后幾十年了,一直因“改組派”罪名使其親屬受到歧視,按“四類分子”看待。我們在清理中多次與壽縣有關部門聯系,并落實孫德清同志遺留問題,送《烈士證書》赴壽縣慰問。當地政府和壽縣民政局的同志還向我們說了很多疑慮的話,仍迷惑不解。壽縣民政局借我們的“東風”向有關方面做工作,包括縣委主要負責人。此后,該縣民政局對撫養了孫德清同志的二嫂給予撫恤,鄉、村給予優待,并報請安徽省有關部門將孫德清同志革命事跡陳列大別山紀念館,英名載入《江淮英烈傳》。

 

上級驗收

       湖北省“處理兩個遺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印的《情況簡報》第10期按語:“對蘇區肅反中被錯殺在本地的外籍人員的歷史遺留問題,各地應納入自己的工作范圍,進行認真的清理并加強與原籍所在政府取得聯系,相互配合,共商解決。洪湖縣對待這一工作體現了負責的精神,不分份內份外,采取統籌考慮,一并查處,從指導思想到工作方法都是對的,且已獲得成效。”

1987年9月14日,省、地檢查驗收。省委組織部干審處處長馬志成對洪湖“處理兩個遺留問題”給予了很高評價。他講了很多,摘錄有關幾段話如下:

“這是最后一次檢查。荊州是重點地區,洪湖是重點縣。兩年多證明,在洪湖縣委的重視下,組織部、民政局負責抓,應該說抓得好,抓出了成績,抓出了結果,達到了預想的要求。……事隔五十年,處理得這么圓滿,這么徹底,符合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的重大決策,跟上了中央、省委的部署。”

“抓好對外省籍的處理,發那么多函,弄清那么多的問題,對外省籍作了徹底清理,搞那么多材料,很細,徹底,不留新的問題。就報省審批的九十九個案件一個也沒返回,政策掌握得穩、準,水平質量是高標準,辦一件成一件。……除領導重視,有關部門配合外,做具體工作的同志的積極努力,吃透精神,掌握政策很好。”

“……你們洪湖做的對外省籍清理、處理工作,在全國有影響,在國外也會有影響。做得不錯,是我們省里第一流的水平,高標準的,質量好,能解決到這樣的程度,不簡單!沒有什么問題,可以宣布結束。”

“最后一點希望,把總結寫好。從思想上、理論上、路線上、政策上、實踐上寫出幾條,湘鄂西的肅反是從根本上錯了,不是什么擴大化。以及你們的活動經過。寫好了,是寶貴的財富,對寫黨史、寫縣志都有很大的好處,不能馬虎,報省一份。”

荊州地委組織部、地區民政局在向省組織部、民政廳的總結報告中說:“洪湖市‘兩處辦’還為肅反期間錯殺在洪湖蘇區的外省籍人員的歷史遺留問題進了妥善處理,得到中央組織部干審局和‘兩處辦’負責同志的充分肯定,贏得了外籍人員所在地黨政負責人及被錯殺人員的家屬的高度贊揚。”

由于“湘鄂西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落成典禮后的廣泛影響,因而從中央到地方的不少老同志,得知洪湖承擔對外省籍被“肅反”錯殺人員的清理工作,都十分關注。原裝甲兵副司令鄧家泰同志來信說:“夏曦忠實執行王明‘左’傾路線,錯殺了一大批紅軍優秀領導干部,造成了歷史上的大冤案,給中國革命和紅軍的建設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實在令人痛心。你們為之平反冤假錯案,給被錯殺的革命先烈昭雪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不僅告慰了被錯殺同志的英靈,對黨對人民子孫后代都是一大貢獻,我對你們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謝!”

 

(作者曾任洪湖縣民政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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